圖｜凌宗魁、張耕蓉、邱立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AC
文｜邱立崴
人們遇到凌宗魁，總是尊稱一句「老師」。本業為博物館員的凌宗魁從高中至今，全心投入建築與文化資產的研究及保存，更積極利用網路社群對大眾進行「科普」。近年除了出書還開設Youtube頻道，以感性及學術兼具的語言訴說台灣建築的故事。十多年來因他而開啟建築新視野，進而關心文資議題的人不計其數。
什麼是建築文化資產？
首先還是請凌老師教大家這個基本題，畢竟「文化資產」四個字對許多人來說仍是陌生的。「文化資產有法規內外兩種，法定的建築文化資產會由文資審議委員會認定其價值，經縣市或中央政府公告，包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等等。但廣義來說，老房子不一定有法定文資身份，當它凝聚許多人的情感和記憶，大家覺得需要被留下的話，即便沒有公共資源去保存維護，也可說是種具潛力的文化資產。」
少年在城市的角落找到台灣的歷史
凌宗魁高中讀美術班。在尋找繪畫題材時，他發現台北街頭有些跟常見不同，比較漂亮的房子。起初不清楚它們的歷史背景，畫多之後，漸漸意識到它們好像都屬某個特定時期。閱讀了一些書籍開始知道這些是日治時代的建築，更進一步瞭解日治時代也有不同的分期與風格。他好奇台灣是否還有其它類似建築？就這樣一頭栽進這個世界。
凌宗魁大學選擇可以一直畫房子的建築系，影響他從單純喜歡老屋進而關切文化資產議題的關鍵也是從這時起。其一是明治橋拆除爭議。昔日的中山橋在日治時代原名明治橋，是銜接台北市通往「台灣神社」（今圓山大飯店位置）的「神橋」。2001年市府以橋墩影響基隆河水位造成淹水的理由決議拆除，引發強烈爭議。「那時圓山子分洪道已經在興建。後來汐止不淹水，我們都知道是基隆河水被疏導，跟橋影響不大。」凌宗魁說。為了安撫民怨，當時市府表示拆解後會易地重組。然而市長換了四任，明治橋的「屍塊」至今仍堆在基隆河畔，前途未明。
此事對剛上大學的凌宗魁產生不小的衝擊：「這麼多人都認為重要的橋，在民主社會還是會由公權力破壞掉。所以我開始關注老師們參與的調查研究。」他因此遇見了第二個關鍵：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樂生療養院是日治時代開辦的漢生病醫療聚落。擁有融合歐式與日式建築元素的建物群，隨時代演變也從一座強制隔離的歷史負面遺產轉為院友自給自足的社區。捷運新莊線開工後，樂生療養院面臨拆除迫遷的危機。「大二參與測繪團隊時，那裡原本是完全沒有要保留的，只是做個圖像紀錄而已，在許多社運團體聲援、衝撞下才有部分保存及重組的成果。」
每個地方的建築 都是當地的特有種
那麼說到底，這個社會為何需要建築文化資產的存在？凌宗魁回答：「建築跟其它文物有個很大的差別：它是帶不走的。建築的價值往往包含所在的位置，會跟土地產生連結。台灣的族群是非常豐富多元的，而且一直持續變動，從原住民接受大航海時代的文化衝擊以來，到明、清帝國、日本到國民黨政權，人是流動的，帶來的文化習慣也是流動的。但是政權交替，建築會留下來，形成文化的堆疊。建築有趣之處就是可以看到幾百年間各種不同勢力被放在那帶不走的建築裡。這對未來的人認識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是很好的媒介。」凌宗魁眼中台灣建築的有趣還不止於此：「一座建築源頭可能是日本、歐洲文化，可是要在台灣蓋出外來形式，又要用台灣的石頭木頭，它就會長出跟原鄉不太一樣的風格。建築是地方性很強的文物，如果要討論『台灣人是什麼』，我認為它是一個實體證據。」
同樣的，脈絡相近的建築在世界不同角落也會因氣候、建材、文化不同而發展出當地的特殊型態。凌宗魁從分佈在各地老街的「街屋」講起：「台灣最早沒有大規模疏伐的現代化林業，木頭要從中國運來，因為受限船的空間，要先裁切才能上船，所以台灣街屋臨街面有一定的面寬。日本也有『町屋』，但日本是木材原產地，就沒有這種限制。即便麻六甲、檳城等跟台灣類似的華人街屋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凌宗魁迅速從腦裡調出資料：「那邊客家移民多，他們的伯公（土地公）是放在騎樓柱子上的小神龕，同樣華人建築在不同區域也會長成不同樣子。」
外表？內涵？各取所需就好
凌宗魁總有說不完的建築故事要分享，這或許是文資研究者的共通特質。不過一些熱門文資景點總會看到網美擺拍，上傳美照，但對老房子的故事毫無興趣。對此凌宗魁認為各取所需無妨。「人正真好嘛！漂亮的房子大家喜歡就會願意投入資源保留，如果能在裡面找到它的故事，留下來就多一層意義，但沒有也無妨。一個漂亮的空間如果能提供舒適和愉悅感，即便現在好像很膚淺，但當下的人在裡面發生行為，其實也就是在累積未來的故事。外表和內涵兼並是最理想的，但更重要是要對當代人產生意義。」他以松菸為例：「這座菸草工場在公賣局離開後只剩一個空房子，連機具都不留。當年指定古蹟也被批評是修復一個沒有內涵的空殼。但20年來它被活化成文創園區，有了很多累積城市共同記憶的展覽。空間有人就會有各種意念，在裡面產生各種故事，這就是留下一棟房子讓它累積故事的樂趣所在。如果它被拆了，故事就斷了。」
當代對文資的利用，除了低付費門檻，秉持文化近用精神歡迎民眾親近以外，也有一種高階消費模式，例如台北一些舊日式宿舍委外經營的高級餐廳便備受矚目；日本甚至有登錄文化財的宅邸以一泊數十萬日圓包棟出租，這對文資長期經營維護自然是利多。有人反對這種路線，認為文資應秉持公共性。但也很常看到公營的文資空間淪為蚊子館，不僅乏人問津也苦於經費不足。究竟哪種模式才是正解，似乎很難說得清。
凌宗魁分析：「我認為沒有優劣。台灣有很大的城鄉差距，採用哪種路線也反映該行政區納稅人的價值觀。當納稅人可以接受稅收用在不一定能看到績效指標的營運，政府就比較會用高預算活化公共空間。如果大家生活緊迫要拚經濟，卻看到政府有這麼多文化公共支出，當然會對花錢方式有意見，所以政府在經營上也有自己收支平衡的方法。有公共空間變成蚊子館，也要有場館賺錢，維持帳面平衡，讓民眾看到文資活化有人氣。至於那些開在日式宿舍裡，點個串燒都要四位數的餐廳，這代表台北消費水準撐得起這種營業場所。一個城市裡本來就會有各種不同價位的消費，我認為最好多元存在。當然不能全都這麼貴，大家會覺得沒有人權嘛！沒錢就不能看古蹟，但如果全都是赤字經營的話，納稅人也無法接受。」他進一步指出：「有形的物質要維持在理想狀態，講白了就是花錢，投入相應成本才能讓它一直處於完整，不是大修完就不用管他。有常態性預算才能讓後世的人也看到我們現在看的房子，那每一代人就有每一代的負擔。」
花大錢修出鐵皮屋？文資真實性與審美觀的落差
提到文資維修，人人都講得出「修舊如舊」，但文資的修復倫理卻很難用這句話概括，民眾與專家的認知落差也導致近年兩件爭議：「台中大屯郡役所」以及「鐵道部台北工場」。前者因整修後的「鐵皮屋」引發譁然，後者重築的立面也因顏色和材質與原建築差異而備受批評。對這兩例，民眾直觀認為突兀而醜陋，但文資修復的重要準則《威尼斯憲章》卻強調修復的添加物要與原建築區別，不能在證據不足下憑臆測「還原舊貌」。
「這是不得已的，要作出時代區隔，又要呈現跟本體不能差太多的風格，這完全是兩個衝突的需求要反映在同一個修復案。建築師也不是自己選擇，而是跟文資委員討論的結果。」身為圈內人的凌宗魁透露：「有一派學者認為每個當下都是真實的，但也有另一派學者認為這叫抱殘守缺。這世界上可能兩個人都有道理，卻得出不同答案，甚至可能同一位學者在不同文資的修復案採取截然相反的邏輯。每個案子都是個案，會因材料、先前使用的族群、未來的再利用想像而有不同判斷，沒有一個普世價值可以解釋所有文資。即便這些與文化資產相關的國際公約，它們的內容也會因時代背景而有衝突。所以我一直很想推廣一個觀念：標準是浮動的。」對於民眾的批評，凌宗魁先想到的卻是：「我覺得好棒哦，文資被看到了！它當然可以默默的修好，默默的開放，但因為有話題性 ，大家才知道有個空間快修好了，就算酸民去罵，我也覺得很好！」凌宗魁樂觀的說。
什麼該保存 誰來訂標準？
當建築寄託人們情感，卻因公共建設或是私人利益面臨拆除時，究竟該拆該留？文資價值又該由誰訂標準？以最近台北和平新生天橋為例，即便有多部經典國片取景，加上居民長年回憶而引發保留聲浪，市府還是以超高效率做出不具文資潛力的審議。所謂文資審議委員就有代表性嗎？支持保存的聲音又能代表全體市民嗎？這是個常見而永無止境的的爭議。凌宗魁先從「文資審議委員會」談起：「民主社會裡100個人可能超過100個意見，資源有限，不管產權是公有或私有，只要依法指定文資，都要有一定百分比用公帑維修，要用大家的錢，就要聽大家的意見，所以會由文資審議委員會來決定。文資審議就像個止水閥，讓源源不絕的討論有收束點，讓大家覺得透過制度討論過了。當然可能有人覺得不服氣，但所幸目前也都還看得到不同意見表達。」但以文資工作者的身分，凌宗魁還是希望：「只要空間留下來，這些不同意見都會有所寄託。我覺得人的記憶就跟謠傳的金魚一樣，物質存在才有後續的討論，當你什麼都沒有的話，就不會有實感。」
和平新生天橋在爭議下拆了，是否表示它所寄託的情感缺乏影響力呢？凌宗魁認為：「影響力本來就有大有小，和平新生天橋是個較為社區性的建物，除非有接觸那些影視作品，或是附近的居民、學生，否則一般人只會覺得那是回應道路使用需求的既定政策，即使當地也有很多人希望拆除啊。被看見的少，站出來發聲的人就少，支持保存的民眾也努力過了，這也無可奈何。但我覺得最後還是缺乏充分的溝通就被公權力輾壓過去，這是比較遺憾的。」
文資保存一旦涉及私產，衝突就更加尖銳，對此凌宗魁點滴在心頭。他以常見的都更為例：「以往我們常常一股腦就去向文化局提報文資，結果都發局說它們都更都核完了，屋主也跳腳『建照都發了，現在跟我說要留這個舊房子？』結果兩敗俱傷，他們都更被拖累，我們保存也沒成功。所以我覺得前提是資訊盡可能公開，讓彼此知道對方在做什麼，就可以從一開始就去討論有沒有可能共好。」從失敗學習經驗，凌宗魁現在不會想立刻大張旗鼓動用文資法。文資法可以讓建築在文資審議階段或面臨緊急狀況時以暫定古蹟的程序凍結目前狀態，「可是一定有人覺得權益受損。如果公部門局處間溝通順暢，在都更的源頭就把文資的可能性考量進去，讓屋主知道指定文資可以換取容積移轉，那不是大家都開心嗎？」
再者，公共與私產並非互斥，凌宗魁以日本百年歷史的東京車站為例：「都市計畫法規可以將特定地號的建地範圍擴大，把容積轉移至周圍的房地產。東京車站一帶為什麼有這麼多超高層大樓，其實就是JR東日本（東日本鐵道株式會社）賣容積促成的。因為東京車站是文化財無法開發，JR便將移轉的容積出售，這就是在人口與經濟持續發展的城市中，開發與文資共存的作法。」
文化的堆疊是台灣最有趣的地方
最後，我們請凌宗魁介紹一座他最喜歡的台灣文化資產。「建功神社！」凌宗魁即問即答。建功神社是建造於日治時代，祭祀不分台日身分因公殉職者的神社。雖是日本神道的祭祀場所，卻融入西洋式的圓頂和中式的牌坊型鳥居，在建造之初便引發議論。「它在當時就融合多元文化於一爐，戰後雖然未被拆除，卻改建成中華風的型態。它的文化堆疊，以及歷史被消抹跟重寫這件事，在我看來很台灣，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
